俄文系成功举行校庆学术报告会“俄苏文学与翻译的中国视角”

发布时间:2020-05-20  阅读次数:419

 

2020年5月19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俄文系2020年校庆学术报告会暨专题讨论会“俄苏文学与翻译的中国视角”成功在线举办。会议由俄文系主任姜宏教授主持,俄文系教师赵艳秋、李新梅分别进行报告。60多位师生参会。

 

 

会议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首先,俄文系主任姜宏介绍了报告会的主题、发言者及参会人员。接下来,赵艳秋老师以“苏俄翻译理论的中国阐释”为主题进行阐述,介绍了苏俄翻译理论中的代表人物、重要议题及主要分支等重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对该理论研究的现存问题及改进意见。然后,李新梅老师以尤里·邦达列夫、谢尔盖·叶辛、弗拉基米尔·马卡宁三位当代俄罗斯作家的创作为例,阐述了“后苏联小说对20世纪末民主改革的反思叙事”。最后,与会师生就两位老师的报告内容进行提问和热烈讨论。

 

 

以下为会议主要内容摘录:


(一)赵艳秋:苏俄翻译理论的中国阐释

 

 

我国对苏俄翻译理论代表性人物及其观点的译介和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1951年《俄文教学》刊登的索伯列夫的文章,拉开了我国苏俄翻译理论研究的序幕;80-90年代的译介和研究得益于蔡毅先生,他先是撰文推介苏俄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比如卡什金、巴尔胡达罗夫,随后将苏联翻译理论界两位著名代表人物的作品编译成中文,其中一部是语言学派巴尔胡达罗夫的翻译思想,另一部是文艺学派的鼻祖加切奇拉泽的翻译思想;2000年以后,学界对苏俄翻译理论的译介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除了新提及的学者如切尔尼亚霍夫斯卡娅、明亚尔-别洛鲁切夫、拉特舍夫、斯米尔诺夫、秋列涅夫、切尔诺夫之外,对之前提到的几位理论家的观点又做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综上,我国对苏俄翻译理论代表人物的研究初期是以译著出版为主,而后期是以译介为主、译著为辅的方式展开的。

 

 

在我国学界对苏俄翻译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的基础上,学者们尝试对苏俄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展开针对性的研究。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这些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翻译单位、翻译语用观、等值思想、两派争论、翻译模式、翻译理论史、作家和翻译关系研究。

 

 

此外,国内还对苏俄翻译理论的几个分支给予关注,比如翻译语言学派、翻译文艺学派、机器翻译、口译建设以及苏俄翻译理论对我国及世界翻译理论的影响研究等。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学界对苏俄翻译理论的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具体表现为:对苏俄翻译理论主要分支的探讨不够均衡;对苏俄翻译理论有关议题的探讨还存在盲区;对俄罗斯翻译理论21世纪以来的新发展研究相对较少。

 

针对不足,展望未来,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改进:平衡苏俄翻译理论各分支的研究比例,加大对苏俄口译建设、机器翻译和科技翻译方面的研究,同时兼顾介绍和评析语言学派、文艺学派的发展,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新发展;继续挖掘苏俄翻译理论中的重要议题,比如翻译评估、翻译教学、翻译文化与心理、翻译认知等;关注文艺学派50年代前后的翻译讨论;深化作家与翻译关系专题研究;加强苏俄翻译学者的观点对我国翻译学科建设以及翻译实践方面的影响研究;重新书写苏俄翻译理论史,打破以往或以时间、或以流派为线索的写作方式,尝试从思想建构的角度来重新书写翻译理论史,动态把握苏俄翻译理论的整个演变过程,这也是我们对外国理论研究的终极目标。

 

(二)李新梅:后苏联小说对20世纪末民主改革的反思叙事

 

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延续至叶利钦时代的民主改革,成为后苏联小说的一大叙事热点。尤里·邦达列夫、谢尔盖·叶辛、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等当代俄罗斯作家,在创作中塑造出具有不同政治信仰和社会地位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对待民主改革的态度和在改革时期的人生经历,反思民主改革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悲剧性后果。

 

 

普通民众出于自己的蝇头小利而盲目信仰和支持民主改革,但虚假的民主最终让他们的命运像浮萍一样飘摇不定。当代俄罗斯作家谢尔盖·叶辛的中篇小说《站在门口的女人》,就塑造了这样一位普通女性民众柳德米拉,通过她的社会理想破灭和个人生活的悲剧,用隐喻的形式表达了作家叶辛对俄罗斯民主改革的反思和双重态度。一方面,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普通大众的内心呼唤和情感所向。另一方面,改革没有给社会带来发展和进步,也没有给普通人带来期望的美好生活,反而被一些投机取巧者和追名逐利者利用,最终造就了充满虚假民主幻影、伦理道德准则丧失、生活更加混乱无序的新社会。

 

 

传统俄罗斯知识分子在面对20世纪改革浪潮时,依旧有意识地保持着反叛社会潮流的风骨,用怀疑的目光冷峻地审视着社会变革。马卡宁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的地下作家彼得·彼得罗维奇,叶辛小说中的教授谢拉斐姆,在改革浪潮中坚守独立人格和精神操守。他们虽然都是旧体制的受害者,但面对社会体制变革时仍不失理性和冷静,清醒地意识到民主改革将给人民大众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始终对民主改革抱有冷眼旁观的批判态度,宁愿继续忍受物质的贫穷也不愿成为政治的附庸。

 

 

 

激进爱国者在面对贫富差距加大、世风日下的新俄罗斯社会时,不仅开始缅怀俄罗斯传统精神文化遗产,而且将改革家和民主派视为勾结国外势力导致苏联毁灭的阴谋者和叛徒。老作家尤里·邦达列夫90年代新作《百慕大三角》就以1993年“十月事件”为起点,通过描写普通家庭中作为激进爱国者的外祖父和外孙两代人在随后三年里的遭遇、变故和行动,表达了对叶利钦时代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

 

 

综上所述,后苏联小说对20世纪末俄罗斯民主改革叙事总体上呈悲观和否定色彩,从中可以看出当代俄罗斯作家对20世纪末的民主改革持有反思态度: 一方面,改革是时代所需,是普通大众的民心向往;另一方面,改革是不成功的,给大多数人带来了物质贫穷和精神危机,导致整个俄罗斯社会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拜金主义横行、大众文化泛滥、道德伦理水平下滑的灾难性后果。

 

报告结束后,与会师生就报告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讨论,积极提出诸多问题。比如:苏俄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对比研究;“后苏联”与“当代俄罗斯”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是否有描述普京时代的有影响力的作品;俄罗斯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即从苏联公民到俄罗斯联邦公民这两种身份,在后苏联文学中是否有体现。通过这些提问和讨论,与会师生加深了对本次报告主题的认识。

 

撰稿、配图: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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