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英译人才培养的思考与实践——漫谈《中籍英译通论》”讲座回顾

讲座伊始，陶友兰介绍了潘教授丰富的治学经历和深厚的学术成果。潘教授1962-1967年在复旦求学，他以刚刚出版的百万字新著《中籍英译通论》为主线，介绍了近年来自己在新时代中国典籍英译人才培养方面的思考与实践，着重讨论了中籍外译人才的知识结构以及典籍翻译教学等问题。

讲座伊始，潘文国教授从威尔士大学汉学院教授《汉学英语》课程时的经历谈起，解释了《中籍英译通论》的写作原动力及素材来源。他认为，“不能找一个译本奉为经典就拿去学”，应当让学生学会评价，进行不同译本的比较，从中找到最好的翻译方法，创造更好的译本。“我们不是来学经典的，而是去找一个创造经典之路的”。在典籍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对中文的表述能力其实要求更高。

同时，在谈到《四书》《五经》译本时，潘教授认为，论理解准确、表达到位，还是理雅各的版本最值得肯定，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有学者王韬的帮助，并指出中英译者结合的合作模式是典籍英译的关键之一。其次，对于典籍翻译的评价方法，应该在多译本的比较中进行，不能确定所谓的权威性经典译本，并将经典译本作为教材使用，这样固化了典籍翻译的定义，因此，不能将典籍翻译的产出看作是静态的学习，而应看作动态比较中的互动性产出。潘文国教授还给大家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汉学院授课时，怎样带领学生处理《隋书经籍志》等文本的经历。

在介绍新著《中籍英译通论》时，潘文国教授着重介绍了第一章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是“典籍翻译到底翻译什么”的问题。潘教授从“经史子集”的形成与发展出发，说明了文化史和治理学的内在联系，阐述了从源头探究中国文化体系的思路。他指出应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思考其对当今世界的贡献，由此向世界推广。潘教授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先推荐了国学初阶阅读书目，并结合“文章翻译学”对典籍翻译的未来发展，给出了自己的路线图。第二个特色是强调中西方学科建设的不同，他号召学界关注中国目录学对当代学科构建的启示；第三个特色是结合翻译理论和具体的翻译实例，荟萃东西方翻译理论。

在讨论翻译史时，潘文国教授强调了发展的观点，即不强调学者个人的全部成就，而是将重心放在每位学者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着眼于为历史做出的贡献，由此明晰发展脉络。他认为，翻译史应是动态、发展的翻译史，而不是静态的史料史。

讲座结束后，陶健敏和强晓分享了在教授典籍英译和培养留学生方面的心得，并提出译者应当主动承担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责任。在场的师生讨论互动气氛热烈。

最后，陶友兰进行了总结，她认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迫切需要培养高端的汉译外人才，尤其是典籍英译人才，既要熟悉中国经典典籍，又要用英语读者理解的方式讲述中国文化的精髓。本次讲座老中青三代学人会聚一堂，“学而问之、聚而论之”，畅谈典籍英译人才培养，分享翻译学习方法，探讨典籍翻译研究之道。在场师生表示，作为年轻的翻译学子，不仅要提高双语水平，尤其是重视提高母语水平，还要具备全球视野，立足当下，从现实角度思考传统文化的传播问题，肩负起推广中国文化的重任。

潘文国教授在书上题字并赠予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