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夏目漱石》研讨会纪要

2016年正值日本文豪夏目漱石逝世一百周年。《我是猫》《哥儿》《三四郎》等名作不仅是日本国民耳熟能详的作品，而且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为纪念夏目漱石逝世百年，由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主办、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协办的“重读夏目漱石”研讨会于2016年12月11日于复旦大学举办，这次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六十余名师生参会。

夏目漱石创作的时代正值东亚近代的黎明期，历史的巨变自不待言，东洋与西洋、传统与近代的冲突均投射到夏目漱石的作品之中。近代知识分子的苦恼、如何确立自我等主题至今仍在读者中引起深深的共鸣。夏目漱石的作品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在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研究。在后工业社会的当下，如何重新审视夏目漱石的文学遗产，其文学是否存在重新解读的可能，仍存在诸多的问题点。

本次研讨会邀请到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教授千叶俊二做专题演讲，并邀请到来自国内外研究夏目漱石的专家学者参会。研讨会首先由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褚孝泉教授致辞。褚孝泉教授指出夏目漱石在中国自近代以来被广泛阅读的事实，夏目漱石的研究在当下的意义，以及文学研究对于外国语言文学教育的意义。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谭晶华教授在致辞中肯定了近年来中国日本文学研究蓬勃向上的新气象，指出在为数众多的研讨会中亟待深入的专题性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对于提升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的水平和层次具有重要意义。

千叶俊二教授主题演讲的主题为“文学史中的漱石文学”。千叶教授从围绕着夏目漱石的明信片展览入手，展现出漱石在明治后期直至大正年间巨大的影响力，指出漱石的文学可说是日本近代文学史的直观体现，更是近代与现代文学之间所架起的桥梁。

会议的第一个专题是“夏目漱石的思想”。第一位发言的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志松教授，主题为“置身于大学制度之外——夏目漱石的《文艺的哲学性基础》论”。以夏目漱石辞去教职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艺的哲学性基础》为对象，考察其内容与其在漱石的文艺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点明夏目漱石思想的原点。第二位发言的是同济大学的刘晓芳教授，主题为“《心》的悲剧与明治精神”。探究了小说《心》结尾部分的一句“要为明治的精神而殉死”中的“明治精神”究竟为何物，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斯芬克斯因子”理论，分析主人公所面对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构成的博弈真相，从而对夏目漱石在该小说中关于“明治精神”这一让读者颇感困惑的提法进行深层的诠释。第三位发言的是日本中部大学的曾我一正教授，主题为“夏目漱石作品中的明治时期民法”。将日本明治时期独特的家族法作为切入点，通过法律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分析了夏目漱石的《门》、《从此以后》作品中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

会议的第二个专题是“越境的夏目漱石”。第一位发言的是清华大学的王成教授，主题为“重读《满韩各处》——根据新资料的再读”。根据近年被发现的夏目漱石在满韩旅行中发表的演讲《物的关系与三种人》以及《韩满所感》这两篇文章的分析解读，重新审视《满韩各处》，探究夏目漱石的民族意识与种族歧视的观点。第二位发言的是福冈工业大学的德永光展教授，主题为“从《心》的英译本重读夏目漱石——通过梅勒迪斯·马基尼的翻译”。采访了翻译家梅勒迪斯·马基尼，了解了其在翻译作品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如受到编辑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日文与英文在使用习惯上的差异等。第三位发言的是南京邮电大学的梅定娥教授，主题为“夏目漱石在‘满洲国’的翻译”。通过分析在伪满时代的东北地区的夏目漱石作品的翻译，指出当时翻译者的意图不仅仅在于介绍日本文学，其翻译活动更是与伪满洲国的文化政策紧密相连，甚至是借由翻译而进行的一种反抗。

会议的第三个专题是“媒体与夏目漱石”。第一位发言的是西安外事学院的山本幸正老师，主题为“‘听’漱石——以此读《草枕》”。围绕着《草枕》这部作品，着眼于夏目漱石的“听”各种声音的“耳”，阐明了其中所蕴藏的现代社会、现代性因素。第二位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的邹波老师，主题为“《三四郎》中的近代感觉——以书籍、照片和绘画为中心”。通过考察《三四郎》中出现的书籍、照片和绘画等近代西洋文明的代表物，分析近代西洋知识的权力构造，并以此考察近代东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方式以及近代东洋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生产、复制及消费的全新感受。

会议的第四部分是由早稻田大学千叶俊二教授主持的综合讨论环节。在讨论过程中，各位专家学者首先对自己的发表进行了总结，并就“夏目漱石研究的可能性”这一主题各抒己见。最后，由复旦大学李征教授作会议的闭幕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