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系举办“如何提升中国典籍翻译的国际影响力”讲座

11月29日，翻译系邀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李伟荣为师生带来“如何提升中国典籍翻译的国际影响力”的讲座。讲座由翻译系主任陶友兰主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周葆华现场参与座谈。

李伟荣提到，中国典籍翻译发展至今，大部分重要的典籍都有译本。如《大中华文库》就选取了思想学术类、经典历史类、文学类以及军事类等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古籍作为工程的内容，一一论证和整理，全部译成今文，再由今文全部译为英文。同时，再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经典，译为法、俄、西班牙、阿、德、日、韩等七种文字，以九种文字推向世界。目前，为配合中央关于“一带一路”建设，又策划“一带一路”沿途语种的双语翻译工作。其他关于“走出去”的项目还包括“熊猫丛书”、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以及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

就典籍翻译研究教材开发与评价而言，李伟荣推荐了潘文国的《中籍英译通论》（上、下），万华、冯奇的《中华典籍英译赏析》，汪榕培、王宏的《中国典籍英译》，王宏印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等书籍；在汇释汇校与经文辩读方面，李伟荣提到了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经典英译本汇释汇校（杨慧林主持）、杨慧林论文《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杨慧林总主编的《<论语>英译本汇释汇校丛书》等。李伟荣鼓励同学们要沉下心细细品读这些书籍和论文。

针对典籍翻译目前存在的问题，李伟荣从内部路径和外部路径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具体而言，内部路径包括勤练内功以及注重能力养成。勤练内功要求多读、多记、多思考，多翻阅英英字典、词典、相关工具书以及多练、多比较，而能力养成则要求评判、写作、阅读、理解、表达、翻译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李伟荣还提到了“借帆出海”：在对外翻译中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和接受习惯，借用外国读者易于理解并乐于接受的表达，以契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和审美习惯，从而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文化传播与译介规律入手,李伟荣提出了文化“走出去”的五种外部路径，即遴选译介作品与跨界对话、厘清翻译模式与人才培养学者化、讲好中国故事，超越“中国威胁论”、建立版权代理制度,扩大作品的海外传播力以及树立“和而不同”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最后，他分享了一个成功案例，重点介绍了安乐哲先生，推荐了“一多不分”网站，鼓励大家阅读。

在对谈环节，周葆华结合讲座内容，从传播学视角认识翻译，谈了三点内容：第一，翻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媒介。它与传播技术媒介形成两种传播、沟通的空间；另一方面，翻译不只是传达、传输和转载意义上的媒介，更涉及跨越语言鸿沟的沟通问题，会使得讯息的本义发生改变，从而调节了人类之间的交往关系，甚至形塑了人的不同生存状态（不同语言塑造）。他向大家介绍了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并指出从译者翻译到读者接受就是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

第二，从大传播视角看待翻译。周葆华提出，讲座提到的内部途径、外部途径对应着“小传播”与“大传播”两个概念。译者-典籍-读者的三角关系需要放在更大的空间下看待：典籍翻译完成意味着小传播的完成，但大传播才刚刚开始，需要进一步关注传播过程的展开，并考虑政府、企业、民间爱好者、传媒等多元主体的角色与关系。要将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在重视微观翻译质量的同时关注宏观传播效果。

第三，构建整体化的传播体系与中国典籍国际传播的影响力指数。国际传播正面临挑战，但这很大程度上并非传播本身所导致，而受到中美战略博弈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我们从大传播视角出发，关注传播效果。当前，中国哲学思想与中国文学两大系统在西方的传播效果缺乏成熟的研究。我们要加强实证分析，构建“认知-接触-态度-情感-行动”的整体化传播体系和中国典籍国际传播影响力指数，从而更好地评估中华文化的传播效果。

在问答环节中，有同学提问，如何在大传播环境中引导外国受众树立正确的态度？

对此，周葆华认为态度的形成是复杂的过程，有的是从小形成，有的是亲身经历。国家媒体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战略竞争的影响很大。美国媒体环境会影响外国受众的对华态度，但恰恰是在这个环节，典籍的对外传播可以发挥作用，不过这是综合、系统的过程，要体现与当下的融合，也需要长期积累和对话。

李伟荣则表示，精准地翻译，外国受众却不一定能精准地接收。知识分子读者对典籍可能会接受得更好一些，普通民众可能会将其庸俗化。古代典籍中有的内容不需要转化，如“和”的观念。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把自己的理解传达出去，外国受众通过和中国人的交流或自己在中国体验这些文化，这种影响是强过我们主动往外推介的影响，传播效果更明显。陶老师表示赞同，认为要把中华文化中真正的精髓介绍出去，只要有普适价值，具有共情的内容，不一定需要强推，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外国受众接受和喜欢。

此外，还有同学提问：在一些视频平台上发现《战国策》介绍视频虽然质量很高，但播放量远低于该用户很多其他历史题材的视频，询问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文化在二次传播中遇到困扰的局面。

周葆华认为影响传播的因素有很多，不仅限于内容，传播者与传播机制的影响不容忽视。他建议我们在外国平台发布视频时可以带上“#中国”“#文化”的标签，利用算法提升视频被推荐的概率，也可以找到平台上传播效果较好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与学习。

嘉宾们对中华典籍翻译和翻译传播效果研究的分享让听众受益良多。对谈和问答环节，师生互动热烈，观点精彩纷呈，翻译硕士赵雁南说：“今天的讲座干货满满，我们不仅听到了文化传播一线专家的见解，还有来自传播学领域的声音，这种跨文化的碰撞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文化外译系列讲座的魅力之所在。两位大咖级教授倾囊相授，以平易亲和的态度和大家进行了近距离交谈，让我们感受到了学术大师们专业的态度与谦和的为人。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听到更多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的声音，让跨学科的交流碰撞出更多精彩的火花，为翻译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活力。”